不是为了忘却，只是为了纪念——罗杰·伊伯特
有人说，评论家这个行当是一个简单的行当，因为只消动动嘴皮子或者是动动笔杆子，就能摧毁作者费劲千辛万苦才做出来的工作。其实，这是一个很武断的观点，因为在一个评论机制健全的状态下，评论对工业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小觑的。而正是因为评论有着巨大的作用；知名的评论家有着无与伦比甚至是扭转乾坤的影响力，所以不会有人用这样的名誉来开玩笑。故而，这不是随性的动嘴动笔的工作。而即使在自己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有过看走眼、湿过鞋的时刻，也不足挂齿——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乎？
前不久才去世的罗杰·伊伯特，就是这么一位职业生涯战绩彪炳，但是也有失误的著名影评人。
如果说伊伯特是当代最出色的影评人，这或许有些言过其实，因为说文章的文化性，他肯定不及“手册派”的影评人；说文章的厚重和学术，他也不如波德维尔；说文章的嬉笑怒骂挖苦讽刺吐槽，他也没有宝琳·凯尔那么毒舌和恶毒。但是伊伯特和他的影评，为什么就能受到这么所读者的爱戴，拿下普利策，星光大道留名，并且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呢？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伊伯特所从事的，并不是全然的象牙塔里的写作，而是全民皆可以接受的“新闻写作”。伊伯特，从1967年到《芝加哥太阳报》工作以来，每周都会在这份报纸上发表2到3篇评论，最多的时候，甚至到了5篇。长期阅读伊伯特文章的人会发现，只要是在美国上映的电影，无论影片质量如何，他都会洋洋洒洒地写出一篇文字。这种惊人的工作热情、他对电影的渊博知识、那种易于理解的幽默感以及他的不俗的判断力，让他成为了从新好莱坞时代开始的电影见证人。
伊伯特的文字，是一种优雅的新闻写作，师承的是乔治·萧伯纳和罗伯特·休斯的传统。虽然在学术和历史价值上并不能和学者专著比肩，但是他的文章没有一篇是没有意义的。换而言之，伊伯特的影评并不高深，也没有太多的专业性词汇；虽然难以进入电影学专业人士的法眼，但还是获得了大众的热爱。1975年，普利策把自己的评论类奖项颁发给了这个胖乎乎的影评人，奖励给他1974年全年影评工作。时年，新好莱坞运动如火如荼。这是普利策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这个荣誉的影评人。一直到了2003年，普利策的评论奖才第二次发给了《华盛顿邮报》的影评人史蒂芬·杭特。
伊伯特和电影的关系颇为微妙。首先，他热爱这个行业，其次，这个行业让他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和荣誉。微妙可以见识到，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影迷，迷影的程度能让任何一个发烧友都自愧弗如。伊伯特会喜欢很多的电影，这点和其他的影评人并不一样。好比说另一位著名的影评人，专门研究日本电影的唐纳德·里奇，他所钟爱的电影非常之少，大概不到观影总量的百分之一，而伊伯特，则每每都会在影评中写道“自己如何喜爱本片”之类的话语。而且，伊伯特的对电影理解的广度，更是很多影评人所难以企及的。很多影评人都有自己的“规定动作”，他们总是把自己的口味和品位限制在一定的电影类型之中。而伊伯特，则是兼容并蓄，无所不包。一方面，他能理解《东京物语》这样的文艺片，而另一方面，他有能钟爱《邦妮和克莱德》这样的邪典电影。他能在《低俗小说》、《蓝色》、《阿甘正传》这种风格差异巨大的影片中找到令人惊异的平衡点，并用他的知识、幽默感和一腔热血，从肺腑中迸发出字句。伊伯特会对一部商业大片表现出热爱，也会对一部商业惨败的佳作表现出独到的判断力。
这种对电影选择的广度，他的那种热爱，是让伊伯特在美国和全世界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关键——因为这种论调，代表的是最广大影迷的口味和见解——你可以说他是中庸，当然，从更大的意义上说，这就是主流。伊伯特对这样的定位，接受的是游刃有余，因为他没有以文化精英自居，更没有认为自己就是影评界的巨擘——虽然他有这个资格。他的文章是对话式的，娓娓道来的，轻描淡写但又字字着力的。或许，这就是优雅的新闻体写作的关键。
罗杰·约瑟夫·伊伯特，1942年出生在伊利诺斯州的厄巴纳，母亲是一个簿记员，父亲是一个电工，他是家里的独子。他的家庭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家庭，他从小和伯格曼一样生活在宗教的世界里，而且，他一直就是当地的祭坛男孩。一开始，伊伯特对电影并没有什么兴趣，他想做的是记者。在念高中的时候，他就开始给当地的报纸写写小文章。随着这种零敲碎打的小写作越来越多，他在校内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后来他做了高中校报的主编，开始给科幻小说写评论。念大学期间，伊伯特成为了当地报纸的编辑和记者——当然，他的兴趣一直在记者之上。1961年，美国陷入了越战的泥潭。正值青春年华的伊伯特主动请缨，要加入战地记者的队伍，可是超重和近视把他挡在了越南的国境线之外。失意之下，伊伯特开始到处找好玩的东西看。当时，有一本杂志名为《Mad》，上面有很多影评，伊伯特后来回忆说，是这本杂志让他理解了“电影，在奇幻的外表下，其内在还是遵循古老的叙事、刻画规则的。我对这种东西感到很痴迷”随后，伊伯特开始尝试着撰写影评。他写的第一篇影评是《甜蜜生活》的评论，发表在了1961年的《伊利诺斯日报》上。
大学毕业之后，伊伯特来到了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需要一份工作来支撑自己的生活。正在这个时候，《芝加哥太阳报》的编辑赫曼·科耿给了伊伯特一个经济新闻编辑的职位。随后，在1966年，伊伯特被重新聘请到《太阳报》。这个时候，他的职位是记者兼撰稿人。1967年，《太阳报》的原影评人伊莲娜·基恩离开了《太阳报》，总编辑罗伯特·崇卡把这个职位给了伊伯特。伊伯特那个时候，还是个毛头小子，一头长发，总是离经叛道和一些“奇奇怪怪的”艺术家混在一起。其实，那个时候，伊伯特已经在一些地下的报纸上写了很多介绍黑色电影和B级片的文章了。那种报纸，用的是很廉价的黄色的纸张，印刷用的字迹是橙色的。难以阅读。伊伯特的影评，就是从这种报纸起家的。在《梦戏巴黎》这部电影的评论中，伊伯特回忆起了字迹的这段往事。他写道：“我那时能在《太阳报》供职是因为电影。刚到太阳报时，领导们考量了一下各个栏目的特色，然后上下打量了一下我这个留着嬉皮式的长发，曾写过每周一在“第二城”上映地下电影的影评的小子。最后随便分派给了我一个写影评的差事将我打发了。这个差事，到现在为止，我已做了40年了。”
伊伯特从25岁的时候就进入了《太阳报》专门写影评，一直工作到71岁去世，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在这么漫长的职业生涯里，伊伯特见证了新好莱坞电影的崛起，看到了昆汀的发迹，也看到了文艺片的落败。在晚年的文章中，他总是会回忆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在芝加哥的大街上，年轻人在雨中排队买票观看戈达尔、伍迪·艾伦、斯科塞斯新片的景观，并对现在好莱坞的庸俗和无趣展开了批评。当然，这种批评是温情的、是温柔的，并不像尖酸刻薄的埃里克·科恩（indieWIRE影评人），也不似宽容得过了头的托德·麦卡锡（《好莱坞报道者》影评人）。
即使是伊伯特，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比如说，他的评分机制给了《教父2》三颗星，但是给了不那么出色的《教父3》三颗半星。后来，伊伯特修正了这个错误，把《教父2》挪到了他的“伟大电影”的片单之中。和那些“高精尖”和混杂着俚语和术语写作的批评家而言，伊伯特更像是一个影迷，他并不是太过于重视欧洲电影，也并非对亚洲电影一无所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更像是一个“迷影文化”的代言人。那些心中的对电影的难以名状的情感和情愫，人们都能在伊伯特的文章中找到共鸣。伊伯特写的并不是电影分析，也难以称得上是学术意义上的电影批评。他有他的观点，他有精妙绝伦的见解，也有令人拍手和忍俊不禁的幽默。大众化写作、去精英化的立场，是的伊伯特成为了这个时代里的一个——可能也是唯一一个。
电影是一门新兴的艺术，所依附于它的评论也是。在更早的时候，影评不过是一个简单的闹着玩的小玩意儿，是发表在报纸和一些杂志上的“观影指南”和“观影感想”。象牙塔里的学术性刊物，毕竟不是一般读者的阅读对象，所以，学者文章也难以称得上什么“读者基础”。这种现象，在制片人制度的美国好莱坞更为突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著名的詹姆斯·艾基和玛尼·法伯把自己的对文化类影评的才华贡献给了美国报刊，电影评论才成为了“拿得出手”的新闻报业评论中的分支。虽然这两位先驱的风格大不相同，但却为后人树立起了两个标杆。20年之后，到了二十世纪的60年代，随着新浪潮、新现实主义、电影大爆炸、新好莱坞运动的深刻开展，电影成为了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兴趣焦点。而那些为报纸和杂志撰写影评的影评人们一下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这个时节，麦克唐纳德、约翰·西蒙、斯坦利·卡夫曼成为了名人——当然，后来最有名的两位影评人，和这些老一辈的影评家相去甚远——他们属于新一代的影评人——他们的名字叫做宝琳·凯尔和安德鲁·萨里斯。新一代的影评人熟悉艺术和文学，同时又对电影的新思潮嗅觉敏锐。他们介绍了法国的思潮来到美国，极度重视让·雷诺阿这样的导演，又对《邦妮和克莱德》投去深情一瞥。
历史上把这一代看着电影长大的美国人叫做“电影的一代”。如果，我们把宝琳·凯尔和安德鲁·萨里斯称为“电影的一代”的教父和教母的话，那么伊伯特就是他们的大众化和公众化的化身。宝琳·凯尔和安德鲁·萨里斯在严肃周刊上的评论和笔战，他们高深到有些佶屈聱牙的评论性文章足够深刻，但是缺少回响——所以伊伯特就成为了他们内心真实声响的代言人。伊伯特每周都会在《太阳报》上发表数篇文章，并且还会时而不时地撰写一些经典老电影的评论。这些文字，不仅让大众认识到了电影，更让大众拥有了理解电影的途径。当小众电影不再被人所熟知的时候，伊伯特敏锐地看到伍迪·艾伦、科波拉、斯科塞斯德·帕尔马彼得·威尔、泽米基斯等人对好莱坞的自觉改造。他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人和记录者，成为了最精彩评论的撰写人。
詹姆斯·艾基让人们有了自觉的意识，让人们从文本的角度来理解电影；法伯令人目眩神迷，在术语和俚语的搭配使用方面，无人能及；宝琳·凯尔用女同性恋的身份对小众电影爱得情深意切，却又在不断地抨击商业电影（她就是因为强烈抨击了《音乐之声》才被《麦考尔》杂志开除，后来才转战《纽约客》的）；而萨里斯，则是一副欧洲人的面孔，他一辈子都致力于把作者论完完全全介绍给美国人。伊伯特并不对商业片嗤之以鼻，也不对文艺片顶礼膜拜——这同那些《纽约客》的影评人是大相径庭的。虽然发轫于法国的作者论给了电影导演所应有的“署名权”，但也把电影评论归结到了最传统的文学批评中去了。影评，变成了文学评论的一个分支，遵守最传统的文学性的理论和范例。可是伊伯特的文章，并不落入这种俗套，是一种有情感、知识和真知灼见的“观影感受”。阅读他的文章，能感觉到潺潺溪流一般的温情，也能体会到这个老人家对电影深深的眷恋。他强调电影的“观感”，也就是看完一部电影之后所带来的心里的感受。他并不强调理论，更不侧重分析导演技巧，只是很平实很简单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加之大量的观影经验和对电影史的了若指掌，他的文章成为了观影前的最佳指南，也成为了观影后的最佳补充。
伊伯特所供职的《太阳报》的读者，和《纽约客》、《好莱坞报道者》、《综艺》、《电影手册》之类的知识分子杂志、业内杂志是截然不同的。读者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伊伯特的才华，不过，也就是这种读者的群体和数量，帮助了伊伯特成为了这个时代里最富盛名的影评人。前面提到的唐纳德·里奇，在业内的名声只会比伊伯特更大，可是他在今年2月去世的时候，根本没有造成什么“轰动效应”——伊伯特在时下主流人群而非专业人群中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伊伯特的创作并不简简单单的是在文字领域，他算是最早开设自己个人网站的影评人之一，在网上和众多网友以及其他的影评人“掐架”是他经常做的事情；而且，也是最早出现在电视上为观众评述电影的影评人之一。1975年，伊伯特和基尼·西斯科尔一起在芝加哥当地的电视台开办了一档电视类的影评节目《新片预告》（Sneak Previews）。节目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和收视率。三年之后，这档节目被全国性的PBS电视台买断，成为了面向全美播出的影片类节目。而伊伯特和基尼·西斯科尔在节目中使用的表示电影好坏的“翘拇指/不翘拇指”也成为了全美家喻户晓的对影片好坏的直接表达。后来，伊伯特的翘拇指成为了他的招牌，他还特意把这个姿势和词语注册成了他的商标。1999年，西斯科尔去世，伊伯特成为了这档节目的唯一主持人，节目的名字也被改成了《罗杰·伊伯特和电影》。2000年，《芝加哥太阳报》的专栏作家理查德·乐佩尔和伊伯特一起成为了这档节目的主持人，节目的名字也顺势改成了《和伊伯特、乐佩尔一起看电影》。这个节目一直播出到了2010年的8月，直到伊伯特因为身体问题离开了电视圈。
在电视上评论电影，这不仅需要主持人拥有相当专业的电影素养，还需要主持人有一定的娱乐精神。因为即便是一个电影学教授，如果木讷口吃，没有幽默感，那么他的节目是不会有大众市场的。伊伯特就有这种出色的幽默感和口才。在节目上，他和自己的搭档一问一答，互相聊天，在潜移默化中，就把自己的观点慢慢透漏给了观众，这绝对是一个高招。再说，1975年开办这个节目的时候，伊伯特刚刚拿下普利策奖，正是风口浪尖红得发紫的影评人，谁会不买他的帐呢？加上新好莱坞运动的结束，新浪潮的结束，电影在大众视野中重新回到了一身铜臭的工业产品的状态——绝大多数人看电影，并不是为了接受教育、获得熏陶、提高审美的，而仅仅就是为了图一个乐子。这个时候伊伯特算是强势介入了大众传媒——电视业。他的身份和身价，以及知名度、影响力，自然水涨船高。当然，除了这种“快消式”的评论外，伊伯特还在著名的CC公司，留下了一条评论音轨——他所评价的电影是小津安二郎的《浮草》。听这条音轨的时候，你会发现，伊伯特，其实有着电影史学和电影美学研究的功力，如果不是早早就进入了《太阳报》撰写影评，他或许会成为另一个波德维尔。
伊伯特认为，影评是相对的，打分也是相对的——虽然他的评分机制招到了很多著名影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影评人的抨击——也就是说，影评对电影的评价，并不是绝对的。他解释说：“如果你问一个朋友，《地狱男爵》怎么样，你肯定不是在问他，这部电影和《神秘河》相比怎么样，而是在问他，这部电影和《惩罚者》相比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回答是，如果从一分到四分来评分。如果《超人》是四分，《地狱男爵》就是三分，《惩罚者》就是两分。同样的，如果《美国美人》是四分，那么《利蓝的美国》最多就是两分。”伊伯特的“相对论”虽然正确，但是他的评分机制却饱受诟病。因为个人对于艺术作品打分，其实是一件没有道理、原则和标准的事情。这和imdb、烂番茄甚至是Metacritic的综合性评分机制天差地别，这完全是个人的主观判断。而最后的分数，又是如此之直观化，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电影的档次——或许事情绝对不是那么一回事。不过，伊伯特代表着主流，分数代表了好看还是不好看，这对于观众提前预习一部电影，再决定是不是要看它，是绝对有好处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经过了那么多年，被诅咒和咒骂了无数次之后，伊伯特的评分机制仍然被全世界效尤的原因。
其实，伊伯特是感性的，他虽然具备电影文本分析的能力，但是他绝少会掉书袋；与此同时伊伯特又有些愤世嫉俗，他厌恶商业电影漫天盖地的侵袭，怀念戈达尔备受追捧的日子。但与此同时，他又表现出了对商业片的钟情立场，他赞美《魔戒》甚至是《阿凡达》——这并不是矛盾，因为电影是绝对的，影评总是相对的；电影不变，而影评总是在变……
=平媒约稿，勿转为感=